凡病人或体虚而患实邪，或旧有他病与新病相反，或一人兼患二病。其因又相反，或内外上下各有所病，医者踌躇束手，不敢下药，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。古人用药，惟病是求，药所以制病，有一病则有一药以制之。其人有是病，则其药专至于病所而驱其邪，决不反至无病之处以为祸也。若留其病不使去，虽强壮之人，迁延日久，亦必精神耗竭而死，此理甚易明也。如怯弱之人，本无攻伐之理，若或伤寒而邪入阳明，则仍用硝黄下药，邪去而精气自复;如或怀妊之妇，忽患症瘕，必用桃仁、大黄以下其瘕，瘀去而胎自安;或老年及久病之人，或宜发散，或宜攻伐，皆不可因其血气之衰而兼用补益。如伤寒之后食复、女劳复，仲景皆治其食，清其火，并不因病后而用温补。惟视病之所在而攻之，中病即止，不复有所顾虑。故天下无棘手之病，惟不能中病，或偏或误或太过，则不病之处亦伤，而人危矣。俗所谓有病病当之，此历古相传之法也。故医者当疑难之际，多所顾忌，不敢对症用药者，皆视病不明，办症不的，审方不真，不日古圣之精义者也。